陳婉瑩、程介明. 盧寵茂 知不知醜？

本地的大學生態越來越畸形。以中大醫學院心臟專科教授余卓文被「封刀」為例，原本此事只是大學和威院內部的管理問題，現在卻可能演變成一個學界和公共醫療的醜聞。

 

而最近發生的港大校長人選事件，三位港大教授：陳婉瑩、程介明和盧寵茂，分別透過傳媒和報章批評馬斐森教授「未夠班」成為下任港大校長。這三位教授發表的評論都相當尖酸刻薄，尤其是陳婉瑩和盧寵茂的批評近乎是人身攻擊，筆者作為前大學教授，感到非常羞恥。

 

為人師表，必須以身作則，要說服別人必須情理兼備，不能以非理性和過份主觀的角度去分析事情，否則，只會自貶身價，出醜人前。

如果讀者有看過或聽過這幾位教授的批評，不難找出當中有許多地方值得商榷，以下是其中三個例子：

第一，陳婉瑩和盧寵茂質疑馬斐森不懂中文，不能與香港的持份者和內地社會溝通。筆者並不同意他們的質疑。舉個簡單例子，如果港大聘請世界第一學府美國哈佛大學校長來出任下任港大校長。而哈佛大學校長同樣不會中文，港大會因而收回聘約嗎？答案顯而易見。

如果大家還記得嶺南大學校長鄭國漢在今年6月出席師生的諮詢會時，發表了一番令人錯愕的言論：「中聯辦唔係我boss，陳智思先生先係我boss。」此話一出，引起不少嶺南學生和學界人士反感，最終，鄭國漢要為這番話道歉。這事件說明即使使用母語中文，校長也未必能恰當地表達自己意見，達至有效溝通。另外，港大是英文大學，教學語言也以英文為主。現在聘請了一位「英語人」，又有何不可？

第二，陳婉瑩質疑馬斐森在申請港大校長一職時，翻用曾向烏干達的求職履歷。筆者認為陳婉瑩為了矮化馬斐森的求職誠意，無所不用其極。

 

筆者翻閱過馬斐森的簡歷，他早在簡歷中的「國際角色」（International Roles）提到，他自1999年開始，曾十次到訪烏干達的大學，向當地學生傳授醫術，以提升當地的醫療水平。筆者不禁思考：有多少醫學教授願意到非洲貧窮國家教學多達十次呢？筆者相信為數極少。這亦正好證明了馬斐森是一個「有心」的教育家，致力將自己的知識教授給未有機會到海外學習的非洲醫科學生。

 

「師者，所以傳道、授業、解惑也。」馬斐森此舉，足以證明他對教學的熱忱。他千里迢迢遠赴非洲，將所學傾囊相授，筆者相信他的目的並不是得到名利，而是真心想協助落後地區，希望當地的醫療程度得到改善。不但盡顯醫者父母心，更證明作為老師，他絕對是無愧。我們又何必拘泥於馬斐森的求職履歷是否為申請港大校長一職而寫呢？反之，陳婉瑩為了貶低馬斐森的誠意，竟然抽秤他的求職履歷是否為是次求職而寫，實在居心叵測。

而馬斐森亦在其履歷中「使命陳詞」（Mission Statement）中再提及烏干達一事只是反映他對教育的抱負及熱誠。

 

但陳婉瑩竟然「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指馬斐森重複使用曾寄給烏干達的求職信，是一個大笑話。

 

如果讀者有閱讀過馬斐森整段「使命陳詞」，便會發現陳婉瑩並沒有提及「使命陳詞」的最後一句──「我努力尋找時間做一個有效力和支持的丈夫和父親」（I strive to find time to be an effective and supportive husband and father.）

 

為甚麼陳婉瑩刻意剔除這句呢？

 

筆者實在不能理解，但從整個「使命陳詞」來看，馬斐森是一個感性的人，他不但對改善貧苦國家的情況有負擔，同時亦希望可做一個負責任的父親和丈夫。對世界，對家庭，他同樣有承擔。筆者認為，馬斐森絕非如陳婉瑩所言般一文不值。

第三，程介明在接受傳媒訪問時指出，馬斐森是不錯的行政人員，但要當港大校長仍「爭一大截」。

 

又指馬斐森對大學無夢想、欠缺學術眼界，視野未能超出行政角度。

 

筆者對程介明的觀點不敢苟同。馬斐森在布里斯托擔任院長超過五年，其間他仍能抽空到烏干達教書，可見他是一個對教育有抱負的學者，有高尚情操。他能夠以身作則，已足以反映他的視野高於不少同行。筆者不禁思考，有多少教授能夠做到不求回報，跑到落後地區教書。另一方面，馬斐森的學術水平亦頗高，他曾在很多頂尖的醫學期刊發表文章，反映醫學界對他的認同。

作為學者，筆者感到悲哀，三位有名氣的港大教授, 竟然作出無理的批評，第一學府，也不外如是。

關焯照
經濟學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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