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李幼岐
香港上海匯豐銀行(以下稱匯豐)的總部現時在倫敦。有消息説，匯豐高層包括十大股東近期在考量總部的駐在地問題。主要的方案有三個：其一，留在倫敦;其二，搬去紐約;其三，遷回香港。
豐之所以有此一議，主因是認為英國的銀行法例過於嚴苛，束縛匯豐的長遠發展。本來，遷回香港應是最佳選擇。但匯豐的一些大股東擔心香港有“政治風險”的隱憂。
匯豐大股東憂慮香港有風險
一家大銀行總部在哪裏，究其實質，應是商業決定。匯豐銀行之名，雖冠有“香港”二字，但只要她在香港仍有良好的服務，即便她也因此在香港賺了大錢，她的總部駐在何處，基本上無關香港居民的痛癢。不過，既然匯豐的大股東都憂慮香港的“政治風險”，以這些商界、金融界超級精英的目光和預見能力，就不能不引起香港政府、各界和廣大港人的注意了。
香港的政治風險，其實不必資深政界人士，一般人也可以看出或感覺到。只説已經發生過的“佔中”“鳩嗚”等等，“有心人”在洋大人和幕後黑手操縱之下，隨時可以再來一次。規模和持續的時間或有不同，但造成亂局則絕無疑問。舉一個新鮮例子：這次區議會選舉，就有“港獨”分子在身為大學教師的“祖師爺”唆擺支持下，明知沒有勝望也“夾硬”參選，政綱之中，竟然白紙黑字列明要在香港“建國”云云。結果，要勞動選舉委員會指出其“不符基本法”，下令其修改政綱。這是很典型的“樹欲靜而風不止”，完全可以説明香港的的確確存在政治風險。這種政治風險，不但破壞穩定，破壞和諧，造成亂局，導致分裂，更進一步打擊經濟，破壞繁榮，阻礙發展。
那麼，他們是些什麼人呢?那些過去曾經制造政治風險，現在還在製造政治風險，將來仍然可能製造政治風險之人，可以分成幾個類別。雖然大家對這些被視為“亂源”之人相當熟悉，但這裏仍值得分類作簡單介紹及剖析。
第一類，就是那些有“議員”頭銜的政客、政棍、政治流氓、政治暴徒，甚至是政棍加訟棍的“雙節棍”。這些“議員”，有出自立法會，有來自區議會，兩者出身雖不一，卻有一個共同點，那便是：統統都是反對派。歷史的經驗教訓值得記取。迴歸18年來，尤其是最近幾年，哪一次的政治風險，見不到這些人的身影?幕前幕後，又有哪一次政治風險不是這些人在興風作浪?這類人自視甚高，常常自以為是，甚至自大狂妄。香港這十多年來的政治風險及種種亂象，始作俑者基本上就是這些拿了公帑、反對政府、阻礙甚或破壞社會向前發展的“三自”議員，尤其是立法會的反對派議員。不説別的，單是一些慣於“拉布”的反對派議員，已是社會公敵，“阻住個地球轉”，堪稱“十惡不赦”。對於這類議員，最佳的處置辦法，就是市民發揮正能量，到選舉之時用選票將這人“踢出去”!
第二類，有人雖無“議員”頭銜，但擺明是某政黨、某政團的反對派人士。其中有些團體，其名稱十分平和，非常中立，例如“校友會”“蘭花系”之類。前者，似乎是聯誼性質，不料卻在港大事件中扮演了衝擊校委會會議的“造反派”角色。後者，讓人以為是花農或是蘭花愛好者組織，這真的是“美麗的誤會”，這個“蘭花系”竟然是激進的“港獨”組織。這類反對派人士，沒有“議員”身份，也就沒有了議員的面子觀念，“搞事”之時，可以不顧“面子”，做違法之事，無所顧忌。這類人，就成為本港的“亂源”之一。
第三類，常常製造政治風險而且總是在前線“搞風搞雨”者，多數是一些激進學生，主要是大學生，也有少數中學生。這些激進學生，一方面是年輕，心智尚未完全成熟，因而不知也不理法律為何物，成為製造政治風險的重大因素。另一方面，激進學生以至其中的“造反派”，也不過是某些反對派人士或境外勢力、“黑金”話事人眼中的“棋子”和“炮灰”。客觀而言，激進學生及“造反派”學生造成政治風險，在過去多年則是不爭的事實，不可忘記。“佔中”及衝擊立法會最起勁、最暴力者，正是這些被人當作“炮灰”的激進學生。
防“亂源”滲入區議會立法會
第四類，在不少釀成政治風險的違法行動中，例如“佔中”“鳩嗚”“趕客”或多次“衝擊”行動等，也出現了一些疑是“黑道”的“暴徒”。這些人數量可能不算多，但危害性、破壞性巨大。舉例説，他們曾利用鋼管、鐵釘、硬物、木板等自制“武器”，這類武器雖屬冷兵器，但同樣具有殺傷力。這類政治風險的製造者，將之定性為“危險分子”，絕不過分。
第五類，就是一些公然打着“龍獅旗”或叫囂“香港建國”及宣揚“城邦論”的“港獨”分子。他們人數不多，危害極大。最令人憂心的是，社會上有些人對之掉以輕心，認為他們“人少，不足為患”。這是“輕敵”。目前“港獨”只是製造政治風險，但一旦形成“尾大不掉”之勢，那就不好辦了。“台獨”在前，已是教訓，絕對不容“港獨”坐大!
香港的政治風險來源，大致如上。無論官民，對之都要警惕呀!
沒有留言:
張貼留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