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楊堅
2015年香港特別行政區第五屆區議會競選，呈現一個令人注目的新現象：競選過程頗沉悶，投票率卻創歷史新高。
儘管區議會候選人提名期是從2015年10月2日開始至10月15日止，但是，早在2015年6月18日特區第五屆立法會審議特區政府關於2017年普選行政長官議案結束後，各政治團體、政治力量就立即將他們的工作重心轉向第五屆區議會競選，起步不遲。然而，直至11月22日選舉日，在5個月時間裏，兩大對抗政治陣營以及各自主要政治團體沒有提出針鋒相對的競選口號，沒有展開面對面的較量。
反對派收起“黃絲帶”
原因在於反對派的明智調整。迴歸以來，尤其在2003年七一遊行後，香港政治態勢的一個基本特徵是：反對派總是不斷地挑起爭端，主動攻擊建制派，迫使後者反擊。雖然區議會不同立法會，但是，在2003年第二屆、2007年第三屆和2011年第四屆區議會競選中，反對派於競選區議會的基本策略一貫是以普選為口號，輔之以所在地區的民生議題。建制派在區議會競選中，則是一貫以切實解決地區民生問題為本。這一回，反對派沒有再以普選為口號;即使挾“佔中”而“空降”的所謂“傘兵”，也在競選過程中收起象徵“佔中”的“黃絲帶”，反映反對派對於他們扼殺香港選民(居民)2017年普選行政長官機會是忐忑不安的。
反對派不打政治牌，而建制派一以貫之地打地區民生牌，兩派策略無明顯對立，於是，第五屆區議會競選就較前三屆沉悶。
但是，一場沉悶的競選卻引出創紀錄的高投票率——2015年區議會投票率約47%，共146.8萬名選民投票;較上屆(2011年)的41.49%升5.51個百分點;與歷史最高2003年的44.10%比，升2.9個百分點。人們可以香港選民(居民)愈益重視區議會來解釋創紀錄的高投票率，但是，結合其他現象，則不能不承認更具説服力的解釋是：香港社會政治化出現了新現象。
第一，香港社會政治兩極化，在不同選區以不同力量對比得以充分展示。民協領袖人物馮檢基長期深耕所在選區，卻不敵工聯會新人;民主黨何俊仁爭取連任，受挫於建制派人士;民建聯鍾樹根爭取連任，敗於一名“傘兵”;民建聯葛珮帆爭取連任，敗於工黨人士。這些出人意表的例子，折射區議會競選，超越區議會職能所限，而趨政治化。
第二，本屆區議會選舉至少有53名“傘兵”參選，儘管當選的僅其中8人，卻不能不令人警惕“佔中”的深刻影響。這些當選者毫無地區工作業績，唯一競選資本就是他們參與了“佔中”。他們收起“黃絲帶”是自知“佔中”對他們的影響是“雙刃劍”。他們能夠取勝，反映一部分香港選民(居民)對於“佔中”持正面評價。
第三，在所有政治團體中，民建聯仍然取得最多議席，雖然與上屆相比減少了議席。同時，反對派中偏向激進的新民主同盟派出16人參選而獲得15個議席，結合8名“傘兵”當選，人們不能不對激進反對勢力抬頭提高警惕。
第四，在18區中，3個區的投票率超過50%——荃灣區高達50.88%;南區和深水埗分別為50.53%和50.2%，值得重視的是，荃灣區和深水埗為基層選民集居地，南區為中產階層選民集居地，這是香港社會政治化進一步高漲的徵兆。尤其，在南區的其中一個選區——海怡半島西選區，投票率超過60%!
政治對立不會改變
由於區議會選區細分而規模有限，第五屆區議會競選結果不足以全面反映香港政治演變。但是，所呈現的已能證明，從2013年初戴耀廷拋出“佔中”計劃至2015年6月18日反對派立法會議員否決政改方案的、長達兩年半的政改決戰，為香港政治發展劃出了一道深刻的分水嶺。
2014年9月底“佔中”爆發時，面對數萬人圍堵在金鐘特區政府總部外氣勢洶洶，有些人對香港政治形勢產生過於悲觀的看法。最終2014年12月，“佔中”以近乎示威者自動撤離的方式“和平清場”，有些人對香港政治形勢又變得樂觀。2015年6月18日，反對派堅決否決2017年普選行政長官議案，提醒所有對香港政治基本矛盾心存幻想的人們，在爭奪特區管治權上，形式可以不同，氣氛可以變化，但是，不是東風壓倒西風便是西風壓倒東風，這個性質不變也不可能變。
反對派在過去5個月找不到政治話語權是暫時的，他們需要時間總結經驗、分析形勢、部署未來。第五屆區議會競選過程沉悶是暫時的，香港選民(居民)需要時間從彷徨、迷惑和無助中走出來。然而，即便反對派正處於其有史以來思想最混亂、組織最分裂的狀態，但是，他們依舊代表着香港政治之一極。即便香港選民(居民)正陷於自上世紀70年代末以來最為嚴重的困擾和迷茫，但是，他們的公民意識和政治意識不僅沒有消沉，相反，繼續上揚。
在第五屆區議會競選結束後，香港兩大對抗政治陣營的焦點，將迅速轉向2016年9月第六屆立法會選舉，和嗣後第五任行政長官選舉委員會競選。香港政治矛盾將急劇激化，意味着，特區政府仍難以聚焦於經濟發展和民生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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