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C: 呢班垃圾點甩身？

陳莊勤
"周永康在去年佔中時便曾經說過「如果被檢控或入獄，這是我可以承受及願意付出的代價及犧牲」。羅冠聰亦說「公民抗命本身並不存在衝擊法治觀念，因為參與者是直接違反法例以及承擔當中帶來的後果」。黃之鋒對被檢控便更為直接的表示他對當天的決定沒有後悔，因為參與社會運動便要付出代價。"

"他們怎可以在被檢控時卻轉移焦點，把追究違反法律責任的檢控說成是「政治復仇」或檢控涉及律政司考慮的政治因素？"

"在香港，市民看到的是信誓旦旦說會為公民抗命發生違法行為而承擔法律責任的政客和社會運動家，到了真的被檢控違法行為時，差不多每一位說為彰顯公義而違法的政客及社會運動家都在法庭中否認控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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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民抗命的代價

亞洲週刊 2015-09-13 第29卷 36期 評論
陳莊勤

當年印度聖雄甘地為公民抗命違法行為欣然接受重罰，而現在香港的政客呢？

學民思潮召集人黃之鋒、香港專上學生聯會前秘書長周永康及現任秘書長羅冠聰最近被警方「有組織罪案及三合會調查科」約見，就去年佔領中環開始前兩天衝入政府總部事，連同其他五人被正式檢控。

就該次衝擊政府總部事件，八人被控的控罪包括涉嫌「參與非法集會」、「煽動他人參與非法集會」及「普通襲擊」等罪名。

黃之鋒批評案件由「有組織罪案及三合會調查科」檢控是一個笑話，認為在香港特區政府眼中，社會運動的組織者不是嚴重罪犯便是三合會中人。他認為檢控有政治考慮。在《明報》的文章中，黃之鋒表示若政治檢控不存在或律政司沒有考慮政治因素，便是一個天大的笑話。

學聯前秘書長周永康對被檢控的反應是認為警方提出檢控是「政治復仇」，而現任學聯秘書長羅冠聰則表示檢控是帶出強烈政治資訊，將政治運動等同有組織及三合會犯罪活動，企圖恐嚇及收窄市民表達意見的自由。

學生領袖在強烈批評與去年佔中正式開始前兩天他們衝入政府總部有關的檢控為有政治目的時，他們似乎忘記了兩點。

第一，他們似乎忘記了他們的行為本身是涉嫌犯法而使警方有理由作出檢控。

第二，他們似乎忘記了去年佔中前後他們多次公開向香港市民表示佔領運動是公民抗命運動，他們知道涉及違法行為、而且表明願意承擔違法的責任。

周永康在去年佔中時便曾經說過「如果被檢控或入獄，這是我可以承受及願意付出的代價及犧牲」。羅冠聰亦說「公民抗命本身並不存在衝擊法治觀念，因為參與者是直接違反法例以及承擔當中帶來的後果」。黃之鋒對被檢控便更為直接的表示他對當天的決定沒有後悔，因為參與社會運動便要付出代價。其實，他以前亦曾說過「我或許因為參與這場運動而再次被逮捕，但我已有心理準備……我甘願付這個代價」。

回顧這些學生領袖在佔領運動時為闡釋公民抗命背後理念而作出的英雄主義及充滿浪漫色彩的言論，今天再目睹他們因為公民抗命行為而被檢控所作出的反應，確實是有一點反高潮。

在去年整場運動中，無論是正式的佔中抑或是與佔中相關的公民抗命活動，他們已知道有可能因干犯法律而被控。

他們也不只一次公開表示他們願意承擔因公民抗命而違法的法律責任。

對涉嫌違法行為進行檢控，是追究他們早已說願意承擔的法律責任的法律程序，與政治無關。他們怎可以在被檢控時卻轉移焦點，把追究違反法律責任的檢控說成是「政治復仇」或檢控涉及律政司考慮的政治因素？

在一個電台節目中，周永康甚至質疑警方為什麼在芸芸佔領者中選他檢控以非法集會罪名。

這種自保卸責言論，竟然出自一個曾帶領數以萬計年輕人進行一場香港有史以來最大規模的公民抗命運動的學生領袖口中，實在使人唏噓。

公民抗命的先驅聖雄甘地在一九二零年代初為結束英國在印度的不公義殖民地統治而發動不合作運動。

在一九二二年他因發表三篇鼓動他人參與不合作運動的文章而被逮捕，該年三月他被控以煽動叛亂罪。

甘地以犧牲突出制度不公

甘地在法庭上對巡迴法庭主審的法官認罪，並且說：「我不要求寬恕。為這在法律上認為是故意犯罪但在我眼中是每一位公民均應承擔的最崇高責任的事，我請求並且會欣然地接受可以加諸於我身上的最重懲罰。」（I do not ask for mercy, I am to invite and cheerfully submit to the highest penalty that can be inflicted upon me for what in law is a deliberate crime and what appear to me to be the highest duty of the citizen.）

聖雄甘地所彰顯的便是一位公民抗命運動領袖作出犧牲及承擔責任的風範，目的便是要突出法律和制度的不公義。

相對於甘地，我不知道我們的學生領袖會如何看待因帶領群眾進行公民抗命而必須承擔的法律責任。

在香港，市民看到的是信誓旦旦說會為公民抗命發生違法行為而承擔法律責任的政客和社會運動家，到了真的被檢控違法行為時，差不多每一位說為彰顯公義而違法的政客及社會運動家都在法庭中否認控罪，抗辯到底甚而通過上訴把否認控罪帶到更高級的法院。當日為公義甘願犯法的政治豪言壯語，變成了法庭每一步、每一字一句著眼都是盤算是否會被定罪、是否影響個人得失的斤斤計較。

這些口口聲聲不計較個人得失為我們爭取公義的政客和社會運動家實在使香港市民大開眼界。

推翻了自己信誓旦旦要承擔違法責任、在法庭否認刑責的政客和社會運動家，法庭的審訊也許可以為政客和社會運動家提供另外一個政治表演的平台。

但目睹以這些政客與社會運動家法庭上心思細密計較是否違法的取態，難免使人質疑究竟是他們太計較個人得失而忘掉了聖雄甘地公民抗命欣然接受法律制裁的典範，抑或是他們根本從來沒有好好思考過甚麼叫公民抗命？

如果年輕的學生們心理上還沒有完全準備好為公民抗命的理想而付出代價、作出犧牲，那麼，請不要再被別有所圖斤斤計較的政客利用。

KC: 呢班垃圾點甩身？